1948年，就讀于莫斯科東方大學的顧達壽。
1969 年9 月， 北京首都機場。周恩來（右一）與柯西金（左一）親切交談。左二為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 右二為顧達壽。1969-年9-月，-北京首都機
赫魯曉夫問我：“毛澤東剛才是不是在罵我？”我不便直譯，只好說：“毛澤東說的是生氣的話，但他不是罵您�！彼胄虐胍傻乜粗遥挚粗珴蓶|，也對我低聲說出一句難聽的俄語
50年代后期，中蘇兩國兩黨關系中發(fā)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毛澤東開始不滿意赫魯曉夫的某些觀點和做法，赫魯曉夫也對中國這時發(fā)生的政治運動持懷疑態(tài)度。
1958年在中國興起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就曾使蘇聯(lián)領導人大惑不解。
我發(fā)明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俄文詞匯
我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到這幾個新的政治名詞是在中共中央做出這個決定之后。按雙方互通消息的慣例，由中國領導人通過外交會晤將之正式傳達給蘇聯(lián)方面。這次是由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向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傳達的消息。
我記得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個傍晚，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在北京中南海他的辦公室接見尤金大使，我作為尤金的翻譯陪同前往。在座的還有為劉少奇主席擔任翻譯的趙宗遠先生。
當劉少奇主席向尤金大使通報中共中央關于在全國開展“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定時，我在腦子里就開始琢磨如何正確翻譯他所說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兩個在俄文里還不曾出現(xiàn)的新政治術語。根據(jù)其中文原義，我起初想的是將“大躍進”譯成俄文為“快速的運動”，將“人民公社”譯為“人民協(xié)會”或者“大眾公司”。但當我聽了劉少奇主席進一步闡明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具體涵義之后，我立即否定了我起初意欲翻譯的這兩個俄文詞匯。于是，我用更能貼近中文含義的俄文將之直譯為“大的飛躍”，同時我從俄文“巴黎公社”想到了“人民公社”這一新詞的譯法。
在我正式向尤金大使翻譯劉少奇主席的談話之前，我特地先征求了在座的中國資深俄文翻譯家趙宗遠先生的意見。他聽了我的說明，思索片刻，當即表示贊同。他認為，如此翻譯已非常準確達意。他尤其欣賞我用“公社”，說這個詞翻譯得恰到好處，比之俄語中的同義詞“集體農(nóng)莊”和“國營農(nóng)場”更能達致其意。
于是，我向尤金大使翻譯了劉少奇主席傳達的中共中央的決定。
誰料我回到使館后，尤金大使嚴肅地問我：“你翻譯的這兩個詞義是否準確？”他說他看見我同中國翻譯趙宗遠談話，他認為也許這是中國人的譯法。當我再次肯定并確認翻譯無誤時，他仍表示懷疑，對我說道：“劉少奇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不可能說出這樣的話�！�
尤金大使是蘇聯(lián)著名的馬列主義理論家和哲學教授。他認為，根據(jù)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所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不符合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規(guī)律的，那么，中國人發(fā)明的這兩個政治術語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tǒng)學說不相符的。這是蘇聯(lián)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能接受的觀點。他認為，劉少奇曾經(jīng)在蘇聯(lián)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教育，他不可能提出違背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如果翻譯準確無誤，那么劉少奇?zhèn)鬟_的中共中央決定，其實就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曲解。
為此，尤金大使專門召集使館各處參贊開會，研究討論我對中共中央這個決定的詞義翻譯。
在那次使館內部會議上，尤金大使認為，應該立即向蘇聯(lián)高層領導報告中共中央的這個決定，因為這兩個敏感的政治新詞可能會使蘇聯(lián)人對中國人的觀點不易接受，很可能會使赫魯曉夫和毛澤東的關系出現(xiàn)裂痕，而勢必影響兩國兩黨業(yè)已建立的友好關系。
他提出，為驗證我的俄文翻譯的準確性，可否另外用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根據(jù)的同義詞來翻譯這兩個政治名詞。但我仍堅持己見并力陳我如此翻譯原義的理由。出乎意料的是，使館大多數(shù)外交官同意了我的翻譯。之后，尤金大使決定將此情況報告蘇聯(lián)外交部轉呈蘇共中央。
然而，據(jù)我所知，蘇聯(lián)方面對中國廣泛開展的這場政治運動保持了一段時期的沉默。
這以后不久，中國到處出現(xiàn)了這兩個新的俄語詞匯。然而，在蘇聯(lián)出版的《漢俄詞典》中卻未收錄這兩個詞匯。也許蘇聯(lián)人認為，這兩個詞是中國人發(fā)明的政治詞匯，其實卻是我這個蘇聯(lián)人翻譯的俄文詞匯。我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俄文翻譯首先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確認。這是我未曾想到的結果。
蘇聯(lián)沒有對中國的這場政治運動進行攻擊和抵制，蘇中關系依然保持相互友好。那時候，赫魯曉夫正在推崇“土豆燒牛肉”的“共產(chǎn)主義”生活。蘇聯(lián)和中國這兩個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大國分別按照自己既定的目標向共產(chǎn)主義邁進。
我擔心赫魯曉夫不是毛澤東的對手
蘇中兩國關系開始出現(xiàn)裂痕是在20世紀50年代末。那時候我在蘇聯(lián)駐華使館工作。1958年夏天，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率領蘇聯(lián)代表團來北京，我被指定作為蘇聯(lián)代表團的首席翻譯。
1958年我才29歲，已在中國斷斷續(xù)續(xù)工作了六年。這次我是第一次為蘇中兩國最高領導人會談當翻譯。我深感自己肩負的責任重大。
1959 年10 月，顧達壽在北京作為蘇方首席翻譯官參加中蘇首腦會。前排左起為彭真、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毛澤東、赫魯曉夫、蘇斯洛夫（蘇共第二書記）、葛羅米柯（蘇外交部長）。毛澤東身后為顧達壽。
那年赫魯曉夫64歲，毛澤東比他大一歲，但看起來似乎毛澤東比他顯得年輕，身材也比他高大魁梧。
我在1957年夏天曾經(jīng)陪同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在杭州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那天毛澤東與我們共進晚餐時，他還給我取了個中國名字“顧達壽”。我深知毛澤東知識淵博，談吐非凡。我想，赫魯曉夫恐怕不是毛澤東的對手。
斯大林逝世后，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chǎn)主義運動應該由創(chuàng)建新中國的中國共產(chǎn)黨參與領導，而不是由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凌駕于中國共產(chǎn)黨之上。從會談始末給我的印象來看，我感覺到毛澤東是看不起赫魯曉夫的。據(jù)我后來了解，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的一次內部會議上點名批判赫魯曉夫，譏諷他是“不讀書不看報�？恳詣輭喝烁`取黨的名譽的大黨閥”。
在這次會談中，赫魯曉夫向毛澤東介紹了關于蘇聯(lián)將調整的對外政策，包括與世界上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實行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關于對“帝國主義就是戰(zhàn)爭根源”這個問題的重新評論；關于蘇聯(lián)對中國開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不同看法。赫魯曉夫對這些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表明他的看法代表了蘇共中央的觀點。
赫魯曉夫的觀點立即遭到毛澤東的嚴厲駁斥。對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的中國永遠不同美國“和平共處”。對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就是戰(zhàn)爭的根源這個論斷是絲毫不應懷疑的。
毛澤東對一系列政治敏感問題的鮮明立場，使赫魯曉夫明顯感覺到談判的氣氛對蘇聯(lián)方面不利，但是他無法說服中國領導人接受蘇聯(lián)的觀點。這時候，我看到赫魯曉夫皺著眉頭，也許他已經(jīng)依稀看見，蘇聯(lián)與中國的友好關系的深層已經(jīng)開始出現(xiàn)一道新的裂痕。
但他沒有過多地與毛澤東爭論。接著，他提出關于蘇聯(lián)和中國建立“聯(lián)合艦隊”和蘇聯(lián)在中國設置“長波電臺”這兩個重要問題，請中國領導人考慮。這是赫魯曉夫此行來北京與毛澤東談判的主要目的。
赫魯曉夫滔滔不絕地談論了蘇聯(lián)將要實施的這個戰(zhàn)略性計劃的理由，以證明蘇聯(lián)的這個計劃是對中國最大的軍事援助。他要我將他的話逐字逐句地翻譯給中國領導人聽。他也許認為，毛澤東應該會贊同蘇聯(lián)的這項重要建議。
然而，毛澤東不等赫魯曉夫說完，立刻嚴正指出：蘇聯(lián)實施的這個計劃，實際上是對中國主權的蓄意侵犯。所謂“聯(lián)合艦隊”“共建海防”純屬無稽之談。他再次強調，中國不怕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人民能夠打敗侵略者。毛澤東的言下之意等于拒絕接受蘇聯(lián)的“軍事援助”。我注意到，毛澤東慷慨激昂地說完這些話，瞪了赫魯曉夫一眼，于憤憤不平中竟忍不住罵出聲來。
這時，我當然不能對赫魯曉夫翻譯毛澤東罵他的話。但此刻赫魯曉夫已經(jīng)坐不住了。他顯得非常煩躁不安，并且他似乎感覺到毛澤東剛才是在罵他什么。于是他問我：“毛澤東剛才是不是在罵我？”我不便直譯，只好說：“毛澤東說的是生氣的話，但他不是罵您�！彼胄虐胍傻乜粗遥挚粗珴蓶|，也對我低聲說出一句難聽的俄語。這時，我聽見在場的中國翻譯將我與赫魯曉夫的對話也悄悄地翻譯給毛澤東聽。
俄頃，毛澤東反而平靜地笑了，對赫魯曉夫朗聲說道：“赫魯曉夫同志，我們對原則問題是不讓步的，這個原則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看來我們之間有些原則分歧還要繼續(xù)爭論下去�。 �
毛澤東的話使赫魯曉夫感到很尷尬。他已清楚地知道，在這個問題上與毛澤東再也沒有協(xié)商的余地，于是，他不再言語。他已經(jīng)預感到，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chǎn)黨如今已不再服從蘇聯(lián)共產(chǎn)黨在社會主義陣營的核心領導。
這時我看見赫魯曉夫的面容現(xiàn)出一絲不易察覺的苦笑，看得出他很憂郁。我聽見他低聲地說：“毛澤東怎么會這樣？”然后，他看著毛澤東沒有說話。雙方會談中大約有三分鐘的冷場。因為兩位國家首腦沒有表態(tài)，在場的雙方代表團成員也都沉默不語。
會談結束時，赫魯曉夫依然沉默著。毛澤東則微笑著對他說了聲再見。這時，赫魯曉夫才從沉思中站起身來，迎向前去，無可奈何地與毛澤東握手告別。
我這次在北京是第二次作為翻譯陪同蘇聯(lián)領導人與毛澤東會談，卻是第一次看到毛澤東的另一種性格，與我一年前在杭州見到的他也大不相同。那時他幽默的風度、風趣的談吐與現(xiàn)在的嚴肅表情、果決表態(tài)，簡直判若兩人，真令人捉摸不透。其實，這就是毛澤東作為政治家的復雜性格。在這方面赫魯曉夫顯然遜色，他在談判席上表現(xiàn)的喜怒感情全部流露在面容形色上。
毛澤東與赫魯曉夫的第二次握手終究沒有彌合兩國關系的初始裂痕。
柯西金四次請求跟毛澤東通話，被罵作“壞蛋”
60年代以后，正是蘇聯(lián)和中國兩黨兩國關系達到白熱化的時候。那時候，我已經(jīng)從蘇聯(lián)駐華使館奉調回國，在蘇共中央聯(lián)絡部任職。
1969年6月的一天上午，我接到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秘書的電話，稱柯西金有緊急事情要召見我，讓我立即趕到克里姆林宮。部長會議主席早就知道我多次擔任蘇聯(lián)領導人與毛澤東會談的翻譯，并且與毛澤東頗有交情。在他辦公室里，一見到我他就說：“我請你來是要你給我接通北京的電話。我要直接與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通話，談我對蘇中目前關系的看法�！�
不一會兒，莫斯科與北京的專線電話接通了。我便向北京的接線員小姐說明了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要與中共毛澤東主席通話。這時我聽見這位女接線員用標準的中國普通話正在向誰轉達我的要求。過了一會兒，她生硬地對我說：“我不能給你接通這樣的電話。”說完就將電話掛斷了。
我便向柯西金轉述了剛才中國女接線員的話。他不解，似乎認為我沒有將話說清楚，對我說：“你再給我接過去，就說我要直接與毛澤東主席通電話，要和他談很重要的問題�！�
我再次通過莫斯科專線接通了北京的電話，但對方一聽到我的聲音就將電話又掛斷了。我第三次掛過去，依然是這種情況，中國女接線員什么也不說就又掛斷了電話。
這時，我看見柯西金緊皺眉頭，示意我第四次再掛過去。
過了好一會兒，電話終于又接通了，還是那位女接線員的聲音。她還未等我將話說完，就很不禮貌地對我說：“告訴你，我們的毛主席堅決不與蘇聯(lián)修正主義壞蛋柯西金通話，所以我不能給你接通毛主席的電話！”說完，她又將電話掛斷了。我清楚地聽見了她說“壞蛋”這個中國人用來罵人的詞，但我沒有向柯西金如實轉述她的罵人話。
柯西金再次緊皺眉頭，顯得非常懊惱。
我將剛才與北京通話的情況作了簡單的筆錄，然后我走近柯西金將通話記錄交給他。在我離開他的辦公室前，他一直沉默不語。
我能想象到他作為蘇聯(lián)國家領導人的自尊，是難以容忍中國方面的這種態(tài)度的。雖然他在竭盡努力試圖緩和蘇聯(lián)和中國的緊張關系，并且克制自己而采取了主動和好的態(tài)度，但中國領導人并沒有將他和勃列日涅夫與赫魯曉夫區(qū)別對待。在我看來，這是因為毛澤東對蘇聯(lián)積怨太深。
毛澤東在中國發(fā)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反修防修”。他把蘇聯(lián)作為現(xiàn)代修正主義予以否定，并且提出要打倒他身邊的“中國的赫魯曉夫”。那年中共正在準備召開九大，毛澤東認為前國家主席劉少奇是親蘇聯(lián)的“修正主義者”。在這之前，劉少奇已經(jīng)被罷免了黨內外的一切職務。
我最后也沒有能夠接通蘇聯(lián)部長會議主席與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的電話。（文/顧達壽口述 鄭少鋒執(zhí)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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