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家，您慢一點吧！(圖)

2010年11月30日 成都譯網(wǎng)-成都翻譯網(wǎng)-成都翻譯公司 瀏覽選項： 顏色 Black Red Yellow Pink Green Orange Purple Blue Beige Brown Teal Navy Maroon LimeGreen   出處：

要是譯者肯下一點功夫，至少不會把丁文江、翁文灝等這些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像變戲法一樣，弄成我們大家都不認識的陌生人。 　　韓 東 　　《從紫禁城到樓蘭》 　　[瑞典]斯文·赫定著 　　王鳴野譯 　　吉林出版集團 　　2009年11月第一版 　　281頁，29.80元 　　瑞典著名探險家斯文·赫定的AcrosstheGobiDesert一書，最近由王鳴野先生譯成中文，在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出版。該書中文名被改為《從紫禁城到樓蘭——斯文·赫定最后一次沙漠探險》。書籍裝幀精美，印刷漂亮。這幾天出差帶在手邊，閑來翻看，雖然覺得譯文曉暢可讀，但掩卷之后，卻是如鯁在喉，有一些話不得不說。 　　先說書名。如果熟知斯文·赫定的探險活動，或者對赫定先生的著作有點了解，就知道1927-1928年從北京走到新疆的這次科學考察（他自己實際上只走到了烏魯木齊而不是樓蘭），并非他的最后一次探險活動。從1933年10月21日離開北京，到1935年3月11日回到北京的這次汽車考察之旅，跨越的地理范圍更大、更廣，雖然“到此為止，1927年開始的考察工作最后終結”（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譯：《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766頁），也就是說至少在赫定本人看來，1933-1935年的汽車旅行，還是他自1927年開始的中亞考察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當他寫作AcrosstheGobiDesert時，他的汽車探險活動還遠遠沒有開始，所以把1927-1928年的這次考察活動，當成他的最后一次探險活動，是不準確的。如果讀者看看赫定后來撰寫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英文原書名是：Historyof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Stockholm,1944），就知道赫定在1928年之后，兩進兩出內(nèi)蒙古和新疆，其間的曲折和艱辛，并不亞于第一次探險。所以赫定在本書第三卷所描述的1933-1935年的這次田野考察活動——從北京出發(fā)，經(jīng)過內(nèi)蒙古、甘肅和新疆又回到北京的汽車考察，才是他的最后一次沙漠探險活動。 　　我想說的，其實遠不止書名。手邊沒有AcrosstheGobiDesert這本英文原著，有疑問的地方無法一一核對，實際上我也不愿意去花這個工夫核對它。但是就我有限的知識，我知道書中把不少中國考察隊員的名字翻譯錯了，這錯誤雖然沒有把蔣介石譯為“常凱申”之類的錯誤嚇人，但也足夠讓我們勸勸某些翻譯家了：在您翻譯之前或者翻譯之間、之后，能否查查相關的史料，別犯這類簡單的令人無法饒恕的錯誤？ 　　張冠李戴的譯名錯誤，幾乎貫穿這部譯本的始終。第1頁，“我向V.K.亭博士、W.H.翁博士和格拉堡博士辭行�！辈挥谜f，這三位分別是丁文江博士（1887-1936）、翁文灝博士（1889-1971）和美國著名古生物學家葛利普博士（AmadeusW.Grabau,1870-1946）。前兩位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和社會活動家，是中國地質事業(yè)的創(chuàng)始人，都是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葛利普1920年應丁文江先生之邀來華，擔任地質調查所古生物室主任和北京大學古生物學教授，把他的后半生全部獻給了中國的地質和古生物學事業(yè)，1946年在北京逝世，是深受中國地質和古生物學界尊敬的大師，他的墓碑至今還矗立在北大校園。 　　第32頁，“徐教授于1888年出生于湖南省靠近湖北省邊界的一個村莊里�！边@里的“湖南省”顯系“河南省”之誤。如果熟悉徐炳昶教授（1888-1976,字旭生，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中方團長，我國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就知道他是河南南陽人。一字之差，不管原著是怎樣拼寫的，出這樣的錯誤都是不應該的。其實，接下來的第34頁也告訴讀者，四位中國學者和他們的學生來自五個不同的省份，明明白白地寫著河南而不是湖南。 　　第33頁，說到袁復禮教授，“他的朋友們都叫他‘四元’”�？吹竭@里，我真是嚇了一跳。袁復禮，字希淵(1893-1987),我國著名地質學家，也是1921年同瑞典學者安特生（J.G.Andersson）發(fā)掘仰韶村遺址的中國學者。好在譯者還知道“袁復禮”的名字，否則我們真不曉得這個“四元”該是哪個了。 　　第34頁，“最后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叫單帆順”，這真把我“雷”倒了。因為在我的印象里，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里根本沒有一個姓單的人。想來該是“詹蕃勛”吧。詹蕃勛，字省耕，是西北科學考察團的中方團員、測量學家。 　　同頁還提到“中國科學研究機構協(xié)會”。中國近代并沒有這樣一個協(xié)會，它的準確名稱應該是“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在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離開北京之前，該協(xié)會主席周肇祥跟赫定簽訂了中英文兩個文本的“中國學術團體協(xié)會與斯文赫定博士所訂合作辦法”。雖然時間過去了差不多一個世紀，但找來這個協(xié)議的中文文本并不困難，實際上最近正式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記》（寧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就附錄了這個協(xié)議（第281-284頁）。 　　第35頁，“10位中國人中現(xiàn)在沒提到的只有匡元闖，他是一位攝影師。”這也讓我大吃一驚。龔元忠，字醒獅，現(xiàn)在他的姓名卻變成了“匡元闖”，虧得赫定不大曉得中國人的字，他要是把龔先生的字也寫上，不知道這個“醒獅”，最后會變成什么人的名字呢！ 　　同頁倒是把四位參加考察團的學生的姓都翻譯對了，即劉、崔、李和馬。但是，在隨后的文字中，卻出現(xiàn)了“隋”（比如第90頁、第256頁等），要不是赫定說“赫姆波爾和那個叫隋的學生如往常一樣為我劃出基線”、“我們自額濟納河派出的隋姓學生”云云，說明這還是那個姓崔的學生，我還真以為又冒出一個姓“隋”的學生呢！這個突然冒出來的“隋”，一定就是“崔鶴峰”（字皋九）吧。 　　第43頁，安特生（1874-1960）被譯成了“安德森”。這也就罷了，他本來就是一個瑞典人，雖然他認可的中文名字是“安特生”三字，中國考古學界到現(xiàn)在也都是這么稱呼他的（馬思中、陳星燦：《中國之前的中國》，瑞典東方博物館，2004年，第102-103頁）。但是下面的“北京聯(lián)合醫(yī)學院”和所謂的“布蘭克博士”（43-44頁），我卻不得不說兩者分別是“北京協(xié)和醫(yī)院”和步達生（DavidsonBlack,1884-1934）的誤譯。步達生，加拿大人類學家，周口店北京猿人的研究者，1934年病逝于北京。 　　第171頁,“在收藏家陳的大力支持下，伯格曼在從百靈廟到額濟納河的路上發(fā)現(xiàn)了120處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边@個“收藏家陳”，想來不會是別人，一定是中方隊員陳宗器先生（1898-1960,地磁學家，解放后曾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他不知道什么時候變成了“收藏家”。 　　第226頁，說袁復禮教授的南隊還在“陳藩附近地區(qū)發(fā)現(xiàn)了3座古城”。這個“陳藩”，就我僅有的知識判斷，應該是“鎮(zhèn)番”之誤。 　　第236頁，前面提到的龔元忠先生，不幸又被改了姓，成了“孔”先生。 　　第250頁，“楊增新的右邊坐著他多年的心腹和俄文翻譯——來自喀山的塔塔爾·布爾漢�！边@個人，其實就是解放后曾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政府主席的大名鼎鼎的包爾漢（1894-1989）。 　　第253頁，所謂“外務部長樊大人和教育部長劉大人”，樊大人和劉大人的姓倒沒有錯，但是所謂“部長”云云，一定是“署長”或者“廳長”的誤譯。根據(jù)《徐旭生西游日記》，樊“外務部長”其實就是楊增新手下的“交涉署長”，劉則是他的“教育廳長”（見該書第189-190頁）。 　　我這里只是把明顯的人名、機構名的誤譯挑了些出來，至于讀來不通或者讀不懂的地方，還有不少，這里僅把隨手記下來的幾處告訴譯者，希望以后修訂的時候能夠加以注意。比如第94頁說，“看到黑德的3張巨幅精妙三角系統(tǒng)圖也是一種真正的藝術享受”，一般讀者是不明白這“三角系統(tǒng)圖”是什么玩意的，譯者恐怕要加注說明。第95頁，“平臺周圍是幾百塊角度彎曲的磚頭”，一般讀者恐怕也不明白什么是“角度彎曲”的磚頭。還有，譯文中一會兒用中國人，一會兒用漢人，想來多是所謂Chinese一詞的翻譯（比如第111-112頁）。到底哪些地方該用“中國人”，哪些地方該用“漢人”，在中文里應該有清楚的表述，顯然，在很多地方，譯者的拿捏是不準確的，很容易給讀者造成誤會。第164頁所謂“河流就分成幾條小的三角洲支流”云云，讀者恐怕也不明就里。 從封內(nèi)的譯者簡介看，顯然這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學者，作品不少，對西域歷史看起來也有專攻，如果他能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隨手查查斯文·赫定已經(jīng)翻譯成中文的若干本著作，比如上引的《亞洲腹地探險八年（1927-1935）》，或者已經(jīng)正式出版的《徐旭生西游日記》、《黃文弼蒙新考察日記》（文物出版社，1990年），又或者袁復禮的《蒙新五年行程記》（《地學集刊》第2卷3、4期合刊，1944年）、《30年代中瑞合作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中國科技史料》第4卷3期、4期[1983年]、第5卷1期、2期、3期[1984年]），別的不說，至少上面張冠李戴的錯誤均可避免。這些書在一般的圖書館都能查到，斯文·赫定和徐旭生的書現(xiàn)在還能在書店買到。要是譯者肯下一點功夫，至少不會把這些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像變戲法一樣，弄成我們大家都不認識的陌生人。 　　最后，我想向這本書的譯者和所有從事翻譯的學者發(fā)出善意的呼吁:翻譯家，請您慢一點吧！  （本文已被瀏覽 1209 次）